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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直觉的亲社会性:来自社会启发式假设的思考

    分类: 心理学 >> 发展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3-03-28 合作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摘要: 亲社会属性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大多数关于亲社会性的理论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人类本能地自私, 亲社会行为是对自私进行反思控制的结果。亲社会性直觉模型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 认为在许多情况下, 亲社会行为不需要主动控制自私冲动, 它本身就可以以直觉的(或冲动的)方式出现。亲社会性自动化的行为特征、奖赏寻求的神经特征, 以及儿童亲社会性的早期发展都为亲社会性直觉模型提供了支持性证据。社会启发式假设可以对个体的直觉亲社会性进行解释, 并从情境和个体两个方面对影响直觉亲社会性的因素进行了预测。这不仅为研究者重新思考亲社会行为的根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也为未来研究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方向。

  • 信任博弈范式真的能测量信任吗?

    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3-03-28 合作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摘要: 信任博弈范式测量信任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 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可能在范式变动中对投资信任水平产生影响, 降低信任博弈的内部效度。另一方面, 信任博弈与量表信任的相关水平较低, 这可能和态度与行为差异、测量类型差异以及测量范式的不足有关。虽然存在争议, 但总体而言, 信任博弈范式仍然是较为适宜的信任测量手段。未来信任博弈范式可在:验证信任博弈范式变动的科学性; 进一步澄清信任博弈范式与量表信任的低相关问题; 拓展信任博弈范式的测量维度以及提升信任博弈范式的生态效度等方面继续完善。

  • 道德直觉合乎道义却不客观

    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3-03-28 合作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摘要: 面对道德困境, 道德直觉倾向于促使人们做出道义论的判断。但是, 道德直觉易受情绪因素影响, 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道德直觉警惕有意图地使用个人力量造成的伤害, 却会接受由非个人力量或连带作用引发的伤害。“模块近视假说”认为, 大脑中存在一个预警系统, 能快速地对主动伤害的想法发出情绪警报。但该系统的审查机制是一种简单的“单通道”加工, 这种加工局限使连带作用造成的伤害避开了审查机制的监控。道德直觉的不客观提示,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争议, 不应该仅听凭直觉作为行动的依据。

  • 工作记忆训练诱发的神经可塑性——基于系列fMRI实验的脑区分布递减时空模型

    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3-03-28 合作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摘要: 工作记忆训练(Working Memory Training, WMT)诱发神经可塑性, 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晰。为探索WMT改变正常人群大脑功能的时空特性, 以“扩展的智力顶额整合理论”和“神经效率假说”为依据, 采用逐层递进的5种方法, 分6个步骤来查究近20年来正常人群WMT的37篇fMRI文献。第一步, 用叙述性综述、频数分析和卡方检验法比较脑区激活模式和脑网络功能连接在WMT前后发生的改变, 发现WMT改变了大脑的5个联合区、7个宏观区和3个子区。其中, 额上回、顶下小叶和扣带回这3个子区各自激活减弱的报道文献数量多于其激活增强的, 且这种差异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第二步, 采用激活似然估计法对其中26篇开展元分析, 发现大脑的3个子区激活减弱水平在WMT前后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即额中回(BA6和8)、额上回(BA6)和前扣带回(BA24和32)。第三步, 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 提出WMT脑区分布递减时空模型, 产生5个结果和讨论。第四步, 采用非参数检验进一步追踪WMT效应的调节因素, 发现训练的任务类型和时间分别对脑区激活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第五步, 针对正常人群WMT诱发神经可塑性的时空特性, 得出3个结论:第一, WMT改变了正常人群相应脑区的神经活动, 表现为减弱或增强, 但减弱更加突出, 且更新和较短时间的WMT倾向于诱发较多减弱; 第二, 这些神经活动变化主要发生在额顶叶联合区, 但也包括分别以颞叶、枕叶、扣带回及纹状体为主的联合区, 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整脑功能联合。这体现了WMT诱发神经可塑性的空间特性, 且符合“扩展的智力顶额整合理论”; 第三, 额中回、额上回、顶下小叶和扣带回(尤其前扣带回)这4个子区在激活减弱水平上重点展示了WMT神经可塑性的时间特性, 且符合“神经效率假说”, 恰好体现出“聪明的大脑更懒惰”。第六步, 指出WMT诱发神经可塑性的未来研究可能关注脑可塑性中的低活跃性、辨析额中回、额上回、顶下小叶和扣带回(尤其前扣带回)这4个子区在激活减弱水平上体现的时间特性、找寻训练减弱或增强大脑活动的综合性影响因素。

  • 工作记忆训练诱发的神经可塑性——基于系列fMRI实验的脑区分布递减时空模型

    分类: 心理学 >> 认知心理学 分类: 心理学 >> 生理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1-09-10

    摘要: 工作记忆训练(Working Memory Training, WMT)诱发神经可塑性,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晰。为探讨WMT诱发正常人群大脑功能变化的时空特性,以“扩展的智力顶额整合理论”和“神经效率假说”为假设依据,采用逐层递进方法,对近20年来正常人群WMT的37篇fMRI文献进行梳理。首先,用叙述性综述、频数分析和卡方检验法比较脑区激活模式和功能连接在WMT前后发生的改变,发现大脑的5个联合区、7个宏观区和3个子区参与WMT。尤其,额上回、顶下小叶和扣带回这3个子区各自的减弱激活多于其增强激活,且这种差异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次,采用激活似然估计法对其中26篇进行元分析,发现WMT前后激活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子区有3个,即额中回(BA6和8)、额上回(BA6)和前扣带回(BA24和32)。再次,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提出WMT脑区分布递减时空模型,并据此产生五个结果和讨论。然后,采用非参数检验进一步分析WMT效应可能的调节因素,发现WMT的任务类型和时间分别对脑区激活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接着,针对正常人群WMT诱发神经可塑性的时空特性,得出四个结论:第一,WMT可改变正常人群相应脑区的神经活动,表现为或减弱、或增强,但减弱更加突出,且更新和较短时间的WMT倾向于诱发较多减弱;第二,这些神经活动变化主要发生在额顶叶联合区,但也包括分别以颞叶、枕叶、扣带回及纹状体为主的联合区,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整脑功能联合;第三,额中回、额上回和前扣带回这3个子区的神经活动改变重点体现了WMT神经可塑性的空间特点,而额上回、顶下小叶和扣带回这3个子区重点体现了其时间特性;第四,“扩展的智力顶额整合理论”和“神经效率假说”分别支持了WMT脑区分布的空间和时间特性。最后,指出未来研究可能需要辨析额上回、顶下小叶和扣带回这三个子区体现的WMT效应、WMT导致脑区激活减弱或增强的综合性影响因素。

  • 信任博弈范式真的能测量信任吗?争议与展望

    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0-08-29

    摘要: 信任(trust)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意向或行为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张宁等人, 2011)。长期以来,信任测量都是信任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者对如何妥善准确地测量信任难以达成统一意见(Brülhart & Usunier, 2012; Corgnet et al., 2016; Gylfason & Olafsdottir, 2017)。依据Bauer和Freitag(2018)的观点,信任测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直接测量即被试对某维度信任在李克特量表上直接报告,如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s, ITS)(Rotter, 1967);间接测量则通过个体的认知决策、具体行为等推测其信任水平。在信任的间接测量方法中,最为著名的是Berg等人(1995)基于Deutsch(1958)的囚徒困境博弈开发的信任博弈范式(trust game),以下简称为信任博弈。信任博弈包括信任者(trustor)和被信任者(trustee)两个角色。在经典信任博弈中,博弈双方被分别赋予一定量的真实或虚拟货币,信任者可向被信任者投资任意数量金额,被信任者则获得两倍或三倍不等的增值;接下来,被信任者可向信任者返还增值金额中任意数额的金钱。在该博弈情境中,信任者向被信任者投资的金额(下文统称投资信任水平)即信任,被信任者的返还金额即被信任者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 信任博弈的运用非常广泛(Espín et al., 2016; Bellucci et al., 2019; Javor et al., 2015),但其内部效度和生态效度遭受了诸多质疑(Karlan, 2005; Thielmann & Hilbig, 2015)。有研究者甚至怀疑信任博弈中的投资行为根本无法测量信任(Ermisch & Gambetta, 2006; Sapienza et al., 2013)。鉴于信任博弈对信任研究的重要作用,综述与之相关的主要争议,分析和评估争议的合理性,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就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信任博弈面临的主要争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信任博弈范式自Berg等人(1995)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变动,但范式变动的合理性尚存疑问(Aksoy et al., 2018; Lenton & Mosley, 2011)。研究发现投资信任水平在范式变动中可能受到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和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的影响(Aksoy et al., 2018; Derks et al., 2014; Evans & Krueger, 2011; Thielmann & Hilbig, 2015),从而降低信任博弈的内部效度。第二,信任博弈中投资信任水平与基于量表法测量的信任(survey based trust)(下文统称量表信任)之间的相关水平较低(Ashraf et al., 2006; Etang et al., 2012; Holm & Nystedt, 2008)。有研究者据此质疑信任博弈的效度并不可靠(Brülhart & Usunier, 2012; Karlan, 2005)。下文将首先从这两个角度梳理和分析信任博弈的主要争议,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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